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学习指南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在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读者群，先后被译为西班牙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中文和拉脱维亚文等。在前三版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继续与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卡尔·E·沃尔什合作，对课本进行了全面改写和简化，并对数据和案例进行了更新。在第四版中，作者继续致力于将当代经济学融入到传统的教学体系，在对基本竞争模型提供清晰论述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信息经济学和不完全市场；强调资本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并以研究人员和处于政策制定地位的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方式阐述宏观经济学。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由于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的贡献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说：“斯蒂格利茨是一位疯狂的伟大经济学家，除非你深入这个领域，否则就不能真正作出正确评价。”   

这本《经济学》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认为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成为继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之后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Joe"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

 1  人物生平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一个叫做加里的小城，此城以生产钢铁闻名，但除此之外，这个小城还诞生了两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萨缪尔森，另一位就是斯蒂格利茨。

24岁时，本科毕业仅三年的斯蒂格利茨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1979年，36岁的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8年他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斯蒂格利茨步入政界，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委员会主席。1997年起，他又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自2000年至今，斯蒂格利茨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利茨博士在信息经济学文献中堪称是被人们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在更广泛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如此。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所著的《经济学》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认为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成为继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之后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斯蒂格利茨博士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常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阐述问题。他曾尖锐地指责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关国际机构漠视贫困人群的利益，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无所作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消灭贫穷计划”——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是，“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斯蒂格利茨博士提倡突出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认为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当平衡，使得世界经济回到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增长进程中，使人人都受益。

 2  人物经历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1964年，获阿墨斯特学院学士学位。

1967年，在他24岁的那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哲学搏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包括：耶鲁大学（1970—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学（1976—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1979—1988年）、斯坦福大学（1988—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至今）。

1970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

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

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

1995年，6月起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

1997年，到2000年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他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3  主要著作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42- ）的经济学著作涉及面很广，但却始终如一地集中于竞争过程中不完全信息和昂贵的信息的作用。在若干篇开拓性的论文中，他证明了，经济单位具有关于可供选择的市场机会的完全信息这样一种常见的假设并不象它看起来的那样无害，这些论文总结在他与Stanford.J.格罗斯曼写的《信息与竞争价格制度》(information and competitive price systems)（《美国经济评论》），1976年第二期中。

一旦放弃一这个假设--如果我们现实些的话就必须这样--，就不可能再证明完全竞争会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确实，甚至不可能证明完全竞争疳必然导致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对于完全竞争适用的对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甚至更加适用。这些论文技巧高深，并且推广了从保险市场分析获得的结论。他们的观点虽然还没有渗入到基础的教科书里面，但是斯蒂格利茨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包括注意交易成本、产权、不完全契约及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分析的更广泛思潮的一部分，而这已经开始影响大学教学。现在，一年级学生在基础经济学课程中所学的许多简单真理在中级的和高级的课程中却没有讲授。

斯蒂格茨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丰，但他却仅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与A.B.阿特金森合写的《公共经济学讲义》《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80年》，这是一部财下政学方面的高级教科书；另一本是与D.M.G.纽伯里合写的《商品价格稳定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此外，他也同宇泽弘文（H.Uzawa）合编了一部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选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

 4  经济思想

在美国，没有哪一个群体对经济理论的排斥程度超过政治家。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因此，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担任要职时，他们的上司总是持怀疑、排斥、甚至直接拒绝的态度。

约翰逊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经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削减税收，又同时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的话，通货膨胀将加速。约翰逊没有理睬他。同样地，里根也没有接受马丁•费尔德斯坦关于大幅度削减税收和增加预算赤字的理论。高赤字政策的神话在此后的15年间就破灭了。

现在轮到斯蒂格利茨了。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在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团的四年中（其中后两年担任该团主席），他并没有受到重用。不过55岁的他没有退回斯坦福去当教授，而是在去年接受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在那里，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他静静地使用理论来重塑政策，而远离了自己从不擅长的政治角逐。

斯蒂格利茨为人和善，天性乐观，乐于在演讲台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中是一名无可争议的巨人。他的名声来自于一种有趣的理论，这种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家的常识一样。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

“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来看看保险，这是70年代使斯蒂格利茨成名的课题。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例如那些房屋毁于火灾的可能性极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对所有人索要同样高的保险费，只会吸引风险最大的顾客，而那些风险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买保险了。过多的高风险客户很快就使保险公司债台高筑。

所以保险公司要“干预”。他们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此外，全额保险的保费非常的高；低风险的客户通过提高可扣除费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费。

出于同样的逻辑，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有正当理由的。他的入门教材《经济学》（诺顿公司，1997年），虽然在本国销量一般，但在中国和日本非常畅销。这本书开头就引述1980年联邦政府为克莱斯勒公司作担保的故事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例子。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认为克莱斯勒的破产会把工厂、工人的原材料解放出来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虽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很痛苦，但是他提到克莱斯勒在得到政府从未为其支付的担保后东山再起。他说，不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护，政府还节省了数亿美元。因为如果克莱勒倒闭，政府必须支付这笔钱。

克莱斯勒的事例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说。

 5  人物评价

美国为何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 在文章中，斯蒂格利茨表示，在经济衰退初期，很多人担忧贸易保护主义将恶性抬头，“事实果真如此，20国集团中就有17个成员在2008年11月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介绍了贸易保护措施。在美国经济刺激法案中的‘只买美国货’条款受到最多关注。”他认为，持续的全球经济疲软增加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

斯蒂格利茨相信，这种风险与美国自身经济刺激不足紧密相关，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攀升，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不可能出现，受到货币政策自身局限性的影响，通胀鹰派也无法受到牵制，寄希望于国会给予帮助几乎不可能，所以贸易保护主义只能自豪地抬头。

贸易保护在很多情况下都直接源自对本国货物进出口数字的不满。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创下711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纪录，2008年逆差也高达6959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经济衰退影响了国内消费与进口，加上美国政府采取了控制逆差、促进出口的政策，2009年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至3807亿美元。

“美国政治家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但其实我们看看美国和沙特的贸易，会发现两国的贸易逆差更大，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达到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5%，超过中国同类统计数据的两倍。若不是美国对沙特进口军火物品，沙特的贸易盈余还将远远大于这个数。” 斯蒂格利茨说。

在全球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经常账户盈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盈余数比日本与德国相加的数字要少，仅占GDP的5%，而后者占5.2%。

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对美国有害无益

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文章中指出，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战斗仍将持续。很多美国人指责对中国人民币的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尽管在今年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汇率报告中，并未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和巨额贸易顺差显示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对此，斯蒂格利茨称，“货币操纵”的概念，即政府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行动来影响汇率，其本身就存在缺陷。“这么说的话，那些无节制的财政赤字以及低利率都会导致货币的疲软，直到近期的希腊危机爆发，美国才从较低的美元/欧元利率中获利，如此说来，欧洲是否也该指控美国‘操纵’了汇率，以损害欧洲的利益来扩大出口呢？”斯蒂格利茨反问道。

其实，除汇率会影响贸易差额之外，很多因素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本国的国民储蓄。他举例说，“若美国的国民储蓄不大幅增加的话，美国多边贸易赤字不可能会大幅减少。尽管经济衰退致使人民越来越愿意存钱，但是所增加的储蓄也会很轻易地被政府增加的财政赤字所抵消。”

调整汇率也仅仅能使美国改变它的纺织品以及服装的进口地，比如从中国这个市场转向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同时，汇率的上升很可能会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增大，因为中国贫穷的农民将面对来自受到美国高补贴农场更大的竞争。这就是世界经济中最为真实的贸易扭曲现象：由于美国对世界上最富裕的农民进行帮助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数以万计的农民们受到伤害。

斯蒂格利茨说：“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稳定的人民币为整个亚洲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受益。”

目前，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存在巨大争议。他认为，汇率的变化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此时脱离对出口带动型增长的高度依赖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就汇率问题开展贸易战对抗是不明智的。

斯蒂格利茨断言，“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举世关注的经济问题，美国纠结于对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只会损坏这种多边贸易体系，对美国也是百害无利的。对于美国来讲，应该寻找多变的、基于制度规定的解决方式。”

斯蒂格利茨认为，无人能在因贸易不平衡而引发的贸易战中获胜，“因此，美国对于自己很可能会在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环境中点燃贸易战应该保持谨慎态度，尽管政客能够以此作为国内高失业率的转嫁方式。”但他表示，全球危机因美国而起，所以美国必须向内看齐，从自身找原因，这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经济，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到来。

斯蒂格利茨早前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如何使得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公平，最重要的一点是营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发达国家对其产业实施的各种形式的补贴，因为这让发展中国家难以参与正常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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