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及流派发展简史（5）
C、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
200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d A.Samuelson）在他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第17版中谈到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时认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之一，这些发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如何去对付周期性经济危机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1]（p413） 另一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Roben M.Solow）教授在世纪之交撰文指出：“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中心，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们这样说并非是自我标榜。宏观经济学的这种中心地位仍将继续下去，其最充分的理由是：我们需要理解当前的经济事件，尤其是那些不好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政策——甚至善意的忽视也是一种政策，以便解决这些问题。[2]（p151）我们认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它是由几次大的经济学事件和重要的经济理论的出现勾画出来的。
一、“凯恩斯革命”
20世纪的第一个25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A1fred Marshall）、庇古（Arthur C.Pigou）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当时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包括凯恩斯在内的那一代经济学家都是在古典经济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把古典经济学从西方经济学正统派宝座上拉下来的是“凯恩斯革命”掀起的风暴。“凯恩斯革命”是由两个经济事件促成的：一是英国自1920年开始的长达10余年的长期慢性萧条；二是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和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纽约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两度大幅下挫所引发的1929—1930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衰退，随后又演化成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这两次经济萧条无论是生产衰退的程度，持续时间的长度，还是失业率的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现实与古典经济学坚持的“经济一旦遭受冲击，市场力量可以迅速而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的核心命题明显不符。于是，以凯恩斯（John Mamard Keynes）为代表的一批现实感较强的经济学家试图对这些经济灾难提供理论上的新解释，并找出拯救灾难的途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就对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明确倡导通过政府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来解救英国的萧条和失业①。为了使同行经济学家和政府能够接受他的“新”思想，他在他的《货币论》（1930年）出版不久就着手新书的写作，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莫基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
① 参见凯恩斯在1924年5月和6月在《民族》杂志上发表的三个姊妹篇：《失业需要猛剂吗？》、《美国政府和失业》以及《对付失业的一帖猛剂：对批评意见的答复》。
与古典经济学相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征，如果没有外在于预，经济会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处于均衡，这种均衡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而不是一种短期的暂时现象。其原因在于：“仅仅存在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便有可能、而且往往会在充分就业到达以前，使就业量的增加终止。尽管在价值上，劳动的边际产品仍然多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有效需求的不足却会阻碍生产”。[3]（p36）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资本边际效率的短期波动和长期下降趋势连同流动偏好造成的利率粘性使得私人自发投资不能完全填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这样，一个社会越富裕，社会的实际的与潜在的总产量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凯恩斯《通论》不但系统地阐述了有效需求原理，而且提出了新的总供给理论。古典学派假定价格和工资是完全伸缩性的，从而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相反，凯恩斯认为价格和工资是粘性的，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因此，“供给会创造它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肯定不能成立，实际产出通常会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经济学家们原来只强调凯恩斯在总需求分析上的贡献，实际上，凯恩斯关于总供给的理论同样具有“革命”的意义。
经过希克斯（John R.Hicks）、汉森（Alvin Hansen）、萨缪尔森等人的改造、修正和通俗化，如IS—LM模型[4]的提出，哈里斯（Seymour Edwin Harris）主编的《新经济学：凯恩斯对理论和公共政策的影响》（1947年）、迪拉德（Dudley Dillard）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1948年）、汉森著《凯恩斯经济学指南》（1953年）的出版，对凯恩斯理论进行形式化和经验验证（如战后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的检验），尤其是萨缪尔森等人所进行的“新古典综合”，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很快在欧美发达国家流行起来。
凯恩斯《通论》掀起的“革命”包括三个方面：（1）经济理论上的“革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新的正统派。萨缪尔森曾经说，到20世纪60年代，90%的经济学家都信奉凯恩斯主义。甚至连古典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庇古，在和凯恩斯进行了20多年争论以后，最后（1949年）也不得不承认，在凯恩斯以前还没有一个人“把所有这些相关因素，实际的和货币的因素，纳入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通过这种框架，可以系统地研究它们的相互作用”。1950年，庇古在《对凯恩斯的<通论>的反思》一书中进一步承认，他对凯恩斯的批评太苛刻了，并认为，在高水平的失业情况下短期均衡确实是可能的，而古典理论没有预见到这一点。（2）经济政策上的“革命”：用政府干预主义或积极行动主义（activism）取代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凯恩斯倡导的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纷纷转化为发达国家的政策法规。1944年英国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报告书发表，同一年，英国政府在其《就业政策》白皮书中承诺要保持一个“高而且稳定的就业水平”。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就业法》规定：联邦政府要把追求“最大化的就业、产量和购买力”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和职责。在其他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和挪威，都承诺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优先政策目标。甚至《联合国宪章》（1945年）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年）也把“有效需求”和“充分就业”写了进来。（3）教科书“革命”或教学内容“革命”：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被编写成初级教程的经济学教科书，这就是1948年初版、以后每3—4年修订一次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教科书的流行使凯恩斯主义迅速进课堂、进学生的大脑，从而使35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
“凯恩斯革命”大大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和内容体系。凯恩斯用产出和就业理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用非充分就业假设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充分就业假设；用移动均衡或比较静态分析（凯恩斯在《通论》中认为是动态分析）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用货币的生产理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用政府干预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一直倡导的自由放任论，等等。“凯恩斯革命”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自此以后，宏观经济学作为与微观经济学并列平行的一门学科发展繁荣起来。
“凯恩斯革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有：（1）促进了战后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英美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达25年的高就业率、高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繁荣时期。这种长期繁荣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但是其中确有凯恩斯主义的作用。（2）经济周期变形。自从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以后，经济危机不再周期性地出现，而是呈现不规则变化；经济衰退的深度和破坏程度也大大减弱了。于是，有西方学者建议用“经济波动”来取代“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的说法。（3）混合经济的出现。推行凯恩斯公共政策主张的结果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公共部门的不断扩大和公共部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由以私人经济占绝对优势转变到公共（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并存的一种“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体制。（4）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滞胀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凯恩斯主义，就像50—60年代的长期繁荣不能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一样，但是滞胀肯定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有关。
二、货币主义“反革命”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货币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兴起于美、英等国家。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在1996年回顾货币主义产生的背景时曾经说：“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为凯恩斯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一样，70年代的滞胀使经济学者和公众欢迎（货币主义）反革命。[5]（p8）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风靡了50年代和60年代，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有：缺少微观基础；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货币因素对经济影响的分析、对供给因素重要性的认识相对较弱；只是假定价格刚性或粘性，而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理论。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主要发达国家掀起的通货膨胀风暴使凯恩斯主义的这些缺陷暴露无遗。于是，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乘机揭竿而起。
货币主义把攻击凯恩斯主义的突破口选择在菲利普斯曲线上。1958年菲利普斯（A.W.Phillips）根据英国1861—1957年的经验资料发现了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变化关系。这个经验成果后来经过利普西（Richard Lipsey）、萨缪尔森和索罗等人的进一步阐发，成为凯恩斯主义范式的主要构件之一，同时又为政府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进行长期权衡选择提供了一个菜单。
在与索罗关于工资和价格指导线问题的争论中，弗里德曼（1966年）第一次公开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批评。1967年12月弗里德曼在对美国经济协会发表他的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的会长演说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这个思想后来被称作“愚弄模型”（fooling model）。在这篇演说中，弗里德曼指出，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把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即把失业或就业看作是货币工资率的函数；根据古典经济理论，应当按照实际工资率的变化来建立菲利普斯曲线。弗里德曼还提出适应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并主张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决定货币工资变化率的附加变量来扩展菲利普斯曲线（即附加预期变量的菲利普斯曲线）。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对于一个既定的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来说，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替换关系，但是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是垂直的，这就否定了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持久的长期的权衡选择。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主要是针对大规模失业和经济萧条的话，那么货币主义则是针对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者把通货膨胀归因于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弗里德曼认为：“当货币数量增长的速度大大地超过生产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发生了。每单位产量中货币数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第二个命题能像这一命题那样地确凿无疑。”[6]（p47）
弗里德曼等人又进一步把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归咎于政府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的结果。货币主义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如果没有外在干扰，经济具有自我稳定的能力。货币主义把经济波动归因于货币供应量的无规则变动。
货币主义的主要影响在于：（1）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7]激发了经济学家们对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理论研究的兴趣。（2）货币对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成因成为经济学研究新的热点。（3）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由总需求管理重新转向总供给管理。根据货币主义的分析，如果政府为了实现较高的就业水平而希望降低自然率，政府就应当实施旨在改善劳动市场与产业结构和功能的总供给管理政策。（4）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受到质疑，货币主义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英美等发达国家所采纳。（5）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纳了货币主义的建议，把稳定物价作为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自己控制的变量；而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中央银行控制的变量是利率。货币主义对中央银行的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持久的。
三、“理性预期革命”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遭到第二波攻击，这就是以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发动的“理性预期革命”。在反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货币主义之所以让位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经济现实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经济学家们方法论偏好的改变：经济学家们由相信货币主义强调的实证方法转向重视规范方法。（2）货币主义倡导的“信誉”（credible）思想被主流宏观经济学所吸收（例如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是垂直的假说）导致了一种被称之为“凯恩斯主义一货币主义综合”。（3）货币主义范式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就指出，货币主义的理论分析存在着“黑箱”：货币主义者没有进一步分析货币对收入与支出的影响形式，没有探讨货币一收入关系的动态均衡。经济现实方面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美国1982年的经济衰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货币流通速度意外并且是大幅度的下降。弗里德曼一直坚持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80年代初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大大损害了货币主义的这个“硬核”。并且，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是高度易变的，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货币主义所主张的“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单一规则是否可信，是否有效。由于理论和现实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货币主义既在学术界也在经济政策制定部门受到“重创”。
到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无疑成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支配着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在1972年的《预期和货币中性》一文中，卢卡斯把弗里德曼一费尔普斯的自然率假说和连续的市场出清假设、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在一起试图论证：如果由于信息不完全，通货膨胀未被预期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替换关系是存在的；但是，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实际产出之间的有用的替换。
卢卡斯1972年的这篇论文标志着“理性预期革命”的开始，标志着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当时称作“理性预期学派”）取代货币主义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对手。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次年（1996年）撰文高度肯定卢卡斯这篇论文的重要性，认为它可能是“自从凯恩斯以来理论宏观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论文”。[5]（p35）
除了上文以外，卢卡斯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8][9][10]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与奈尔•华莱士（Neil Wallace）[11][12]、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3][14]、芬纳•基得兰德（Finn Kydland）与爱德华•普里斯考特（Edward Prescott）[15]等人发表的研究成果，掀起了一场横扫7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成果有：（1）用理性预期假说取代了适应性预期假说，并把这种假说和卢卡斯总供给函数结合在一起，得出“政策无效性命题”。（2）通过重新解释“李嘉图等价定理”和提出动态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者一直主张的以借债筹资为主的财政政策和斟酌使用的旨在管理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3）他们提出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一思想为经济学界所普遍认可。根据著名的“卢卡斯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计量模型之所以大多失败，是因为这些模型的参数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数据得出来的，没有考虑到经济当事人会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他们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4）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研究，提出了均衡的或货币的经济周期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市场连续出清和经济当事人形成理性预期的假设基础上，用未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来解释产出和就业波动。在“理性预期革命”以后，西方宏观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就由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转向是要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还是要固定不变的政策规则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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